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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律說 | 奪子大戰當休不休,難在何處?

          作者:郭衛群 來源:星辰律師 時間:2020-06-30
          奪子大戰愈演愈烈為哪般?
           
          “起訴到法院的離婚糾紛,只要有孩子的,百分百涉及孩子的撫養權、探視權問題。其中,至少半數以上會由于各種原因發生藏匿孩子的行為。”當了20多年的家事法官,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審判庭庭長陳海儀目睹過太多的奪子大戰。1
           
          搶奪、藏匿孩子,可能是出于盲目的愛,執著于一定要爭得孩子的直接撫養權,也可能是利用對方對孩子的愛,迫使對方以經濟上的讓步,換取對孩子的直接撫養權。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大家似乎都認為:誰在離婚判決前搶得孩子且不讓對方染指,誰就可以穩穩地得手孩子的直接撫養權。
           
          這不合理也不科學??!但有經驗的家事律師會有些無奈地說,這很現實,司法實踐中的一些慣常做法,使公眾產生誤解,變相讓奪子大戰愈演愈烈。
           
          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11月3日頒布施行的《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子女撫養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第3條第(2)款規定:對兩周歲以上未成年的子女,父方和母方均要求隨其生活,子女隨一方生活時間較長,改變生活環境對子女健康成長明顯不利的,可予優先考慮。
           
          這一規定,出發點是為了維護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希望父母離婚不至于使孩子的生活環境發生太大的變化,從而把對孩子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這一司法解釋的原意,可謂思慮周全,但司法實踐中卻往往被簡單化理解,簡單化適用,變成了離婚判決前孩子(兩歲以上)跟誰共同生活,法官則會更傾向于把孩子的直接撫養權判給誰——盡管法官明知,判歸的一方,是通過搶奪的方式實現了與孩子的共同生活,但同時想到孩子剛適應了新的環境,如若判決歸另一方,而與孩子一起生活的這一方并不配合,雙方難免又有一番較量、摩擦,勢必讓孩子再度經歷轉換環境的動蕩。如果走到強制執行這一步,似更不妥——法官的心思,也可謂細致體貼。
           
          這樣的細致體貼,后果卻很嚴重。這讓很多身處離婚訴訟中的父母,錯誤地領悟到,只要在離婚過程中把孩子藏起來,造成由自己撫養或者由其父母撫養代為照顧的共同生活事實狀態,就會在直接撫養權的爭奪方面占得先機。
           
          然而,這種搶奪、轉移、藏匿孩子的行為,對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極大的傷害,它粗暴地阻斷了孩子來自父或母一方的親情,讓孩子感受到動蕩、恐懼和焦慮,缺乏安全感,這原本就是對孩子的摧殘。不顧孩子的身心健康,而只將孩子作為自己的附屬品,或是砝碼或是武器。這樣的父母,一定不是更適宜直接撫養孩子的一方。法律不應該成為助長這種惡劣風氣的工具。
           
          非法律規制不力 乃法律執行不力
           
          作為2013年修訂的《民事訴訟法》的一大亮點,行為保全制度首次得到確認。
           
          2018年7月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布的《審理離婚案件程序指引》(下簡稱《指引》)更明確規定了:一方當事人,在對方當事人搶奪、轉移、藏匿未成年子女時,可以申請行為保全,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作出裁定,責令對方當事人作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為,如禁止對方當事人將孩子帶離經常居住地及禁止帶出境、責令對方當事人提供孩子現居住地并不得阻礙另一方探視孩子、禁止對方接觸孩子(比如對方有家暴傾向)、責令對方交出孩子等。
           
          《指引》發布后,有的法院很及時地適用了相關條款用以解決離婚案件中當事人搶奪、轉移、藏匿未成年子女的情形,如深圳市龍崗區人民法院發出了深圳市法院系統第一份相關的行為保全民事裁定書,但有的法院卻基于固有的擔憂(難以執行)仍然裹足不前。
           
          如筆者辦理的一宗變更撫養權糾紛,我方當事人是孩子的父親,也是《離婚協議》約定行使孩子直接撫養權的一方。孩子的母親平時在外地工作,因雙方離婚后產生了其他糾葛,女方返深行使探望權時將孩子私自帶離深圳,斷絕了與男方的聯系,隨后提起了變更撫養權訴訟。在訴訟過程中,我方向法院申請行為保全,請求法院裁定女方告知孩子下落并將孩子交回直接撫養人處,卻未獲法院準許,理由是:即使我們做出裁定,如果女方不主動交回孩子,我們也不好去將孩子強行帶回來,那裁定不是白做了。該案兩審判決均駁回了女方要求變更撫養權的請求,男方的直接撫養權雖然得到了法院判決的維護,但孩子卻并沒能回到他的身邊,仍然下落不明,他還在多方尋求幫助。
           
          筆者認為,導致搶奪、轉移、藏匿未成年子女的一方逍遙法外、實際獲益(實際上傷害到孩子的身心健康,何益之有?)的,不是法律規制的無力,而是法律執行的不力。
           
          《指引》第十三條規定:當事人在人民法院作出行為保全裁定后,拒不停止搶奪、轉移、藏匿未成年子女行為的,人民法院可以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一條第一款第六項規定予以罰款、拘留。
           
          依據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條,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法院生效判決、裁定,可能構成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非法使被監護人脫離監護,導致親子關系或者近親屬間的親屬關系遭受嚴重損害,監護人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受理。”因此,被侵犯直接撫養權的一方,還可以起訴要求另一方交還子女并要求賠償精神損失。
           
          由此看來,搶奪、轉移、藏匿未成年子女的行為,法律的規制算是比較完善的,如果法院在做出相關行為保全裁定時,告知存在不法行為的一方拒不執行行為保全裁定的嚴重后果,且切實做到對拒不執行的一方予以罰款、拘留、追究刑責等處理到位,對于在離婚判決前采取搶奪、轉移、藏匿未成年子女的一方,視為存在爭取撫養權方面的不利情形進行衡量,也支持被侵權的直接撫養人訴請精神損害賠償。如此一來,多管齊下,形成合力,相信奪子大戰的風氣一定會隨之改變,當事人懾于法律的權威性而自動糾正不法行為將成為趨勢。
           
          注解
           
          1、朱寧寧,《奪子大戰愈演愈烈藏匿孩子有恃無恐 拿什么阻斷離婚搶孩子大戰》,2019年7月9日《法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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